让攻让受在上朝时带道具

提醒自己很多遍不要陷入私人叙事，但还是被电影凝视了。诗歌不仅是腼腆的男孩向心怡的女孩传达爱意的中介，不仅是马里奥与聂鲁达的友情信物，也不仅是将人民对土地的爱与宏大的红色浪潮紧紧相扣的锁链。诗歌带来了主体位置的转变，是孤立的男孩到成家再到走上街头，是渔民到诗人再到革命者，是从爱恋的独一性到普世的社会主义信仰，是从“缺失”走向幻觉的“完整”再到觉醒的“溢出”。链接了土地的深沉与变革的热情，牵扯小人物间的执着和收敛的激情。若要捕捉遗憾，有迹可循的地方在于故事发生在尚有喘息空间的小岛，尚有看似未被染指的第一自然和直接作为metaphor出现的角色供予我们一个怀旧的乌托邦。在主体不是零而是负数的时代，这种为人民写诗的“自信”又从何处找寻？实践与文化相离太远。一想到这点，仿佛置身于诗歌的荒漠和终极无聊。